未接种疫苗者感染，责任之剑当指向何方？一场关于个人自由与社会契约的思辨

随着疫情形势的反复,“未接种疫苗感染追究责任”这一话题再次被推至风口浪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支持者认为，这是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督促个体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之举；反对者则视其为对个人自由选择的粗暴干涉，这场争论，远非简单的“该”与“不该”所能概括，其背后交织着法律、伦理、社会管理与个人权利的深层博弈，值得我们深入思辨。

追责论：基于公共利益与社会契约的逻辑支撑

主张对未接种疫苗而感染（尤其是导致传播）者追究责任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几重考量：

是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现实需要,疫苗接种不仅是保护个体的有效屏障，更是构筑群体免疫、阻断病毒传播链的关键一环，当个体选择不接种疫苗，其感染风险及成为“移动传染源”的概率显著增高，一旦因其感染导致疫情在社区、工作场所扩散，将耗费巨大的公共医疗资源，影响社会经济正常秩序，甚至威胁他人生命健康，从这个角度看，未接种者的行为产生了负外部性，其带来的社会成本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承担，这显然有失公平，追责被视为一种事后惩戒与事前警示，旨在引导更多人主动接种，共筑防疫屏障。

是履行社会契约精神的内在要求,现代社会建立在一种隐性的社会契约之上：公民让渡部分绝对自由以换取公共安全与秩序，并承诺不因自身行为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配合防疫措施、接种疫苗，可视为履行这份契约的具体表现，当个体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这一义务，并因此损害了集体利益时，追究其相应责任，可以看作是社会契约得以维系的一种保障机制。

审慎论：法律边界与伦理困境的冷思考

将“追究责任”从理念付诸实践，面临着诸多法律与伦理上的挑战。

其一,法律依据何在？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除了对明知自身感染而故意传播病毒的极端行为有明确的刑事或行政处罚规定外，鲜有法律条文直接规定“未接种疫苗状态”本身以及由此导致的感染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若强行追责，可能面临“于法无据”的质疑，甚至可能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

其二,责任如何界定与划分？感染链的传播极其复杂，如何精准证明某一次聚集性疫情完全是由某个未接种者引发？其中介入了多少其他因素？这在实际操作中取证困难，责任链条难以清晰切割，简单地将疫情扩散的“锅”扣在未接种者身上，可能失之偏颇。

其三,伦理困境不容忽视，强制或变相强制追责，可能加剧社会撕裂，激化“接种者”与“未接种者”之间的对立情绪，需要充分考虑因身体状况（如过敏、特定疾病）而无法接种的群体，如何避免他们被“误伤”？过度强调惩罚，可能掩盖了政府在科普宣传、提升疫苗可及性与便利性、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应尽的责任。

责任重构：超越“惩罚”的多元共治路径

面对这一复杂议题,或许我们不应局限于“追责”或“不追责”的二元对立，而应寻求一种更为立体、更具建设性的责任体系。

1. 强化个人“首要责任”意识。 责任的第一落脚点应是个人，需要通过持续、科学的宣传教育，让公众深刻理解疫苗接种对于自身、家庭和社会的重大意义，将接种疫苗内化为一种自觉的健康选择和道德责任，而非外在强制。
2. 探索“差异化”社会管理策略。 在特定高风险场所或情境下（如医疗机构、养老院、国际旅行等），要求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或定期核酸检测结果，这并非惩罚，而是基于风险管理做出的必要安排，是对更广泛人群健康权的保护。
3. 明确政府“服务与保障”责任。 政府的责任在于提供充足、安全、有效的疫苗，创造便捷的接种条件，透明公开疫苗信息，消除公众疑虑，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确保即使出现零星病例，也能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将影响降至最低。
4. 引入“社会责任险”等市场化调节机制。 可考虑探索建立相关机制，因无正当理由拒绝接种而感染并产生高额医疗费用时，个人需承担更高比例的费用，以此进行经济杠杆的调节，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未接种疫苗感染追究责任”这一命题，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个人与集体、自由与秩序、权利与义务之间永恒的张力，纯粹的惩罚性追责，恐难堪重任，且易生流弊，我们更需要的是构建一个涵盖个人自觉、社会引导、政府服务与法律保障的多元责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责任不再仅仅是一把高悬的、指向个体的利剑，更是一种浸润于日常的公民素养，一份源于互助的社会温情，以及一套保障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精密社会治理艺术，战胜疫情依靠的是科学与合作，是信任与担当，是在非常时期对“人”的价值与“社会”的福祉最深切的关照与最智慧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