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亮起，单位通知再次弹出：“倡导就地过年，非必要不离京。”窗外，北京城依然车水马龙，只是这份繁华里，藏着无数被搁置的归乡计划，这是第三个被疫情改写的春节，也是第三个“疫情不让离京”的冬天。
“非必要”三个字，成了这个时代最无奈的词语，它轻描淡写地横亘在无数人的团圆梦前，将亲情、乡愁、传统都置于“必要”与否的天平上衡量，对政策制定者而言，这是疫情防控的科学决策；对每个个体来说,这却是情感与现实的激烈碰撞。
老张盯着手机里女儿发来的照片，两岁的外孙女又长高了，他原本计划退休后第一年回老家好好带带外孙女，疫情让这个简单的愿望变得遥不可及。“等疫情结束”——这句话他从贰0贰0年说到贰0贰贰年，孙女已经从襁褓中的婴儿变成了会视频喊“外公”的小人精。
李默的婚礼请柬改了三次日期，老家河北，离北京不过两百公里，在平常不过是一张高铁票的距离，如今这两百公里，却仿佛隔着千山万水，未婚妻在电话那头沉默，他在电话这头叹息，爱情输给了健康码,浪漫败给了行程码。
这些个体的困境，折射出非常时期公共政策与私人情感之间的张力，限制流动的本质，是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风险中建立防线，理解这一点，并不能让思念减轻分毫，却或许能让我们在抱怨之外，看见那些深夜亮着的办公室灯光,那些为千万人安全奔波的身影。
疫情第三年，我们开始学会在局限中寻找生活的可能性，小杨和五个同样不能回家的朋友组成了“临时家庭”，年夜饭每人做一道家乡菜，当四川的麻婆豆腐遇上东北的锅包肉，当广东的煲汤配上北京的炸酱面，他们发现，所谓乡愁,原来可以这样具象为舌尖的味道。
社区里，物业组织了写春联活动，笔墨纸砚摆开，不同省份的笔迹在红纸上交汇，王阿姨写得一手好楷书，她说：“在老家，每年都是我给全村写春联，没想到在北京，这个传统还能延续。”那些贴在各家门上的春联，成了特殊的纽带,连接着回不去的故乡和必须面对的他乡。
不能离京的日子里，我们重新认识了脚下的这座城市，空荡荡的故宫，安静的长城，没有了游客的胡同露出了本来的面貌，老北京人说，这几年的北京，像回到了几十年前，新北京人则第一次发现,原来工作日傍晚的后海可以如此宁静。
这些被迫的停留，意外地让我们与城市建立了更深的情感联结，当外部通道关闭，我们才开始真正审视内部空间；当远方不可及,我们才学会珍惜眼前。
疫情终将过去，但这段“不让离京”的记忆会长久地留在一代人的集体经历中，它教会我们的，不仅是在困境中如何生存,更是如何在不确定中保持生活的尊严与温度。
也许很多年后，我们会向下一代讲述这个特别的时期——讲述我们如何在一个个扫码、测温、核酸的日常中，守护着对正常生活的期待；讲述我们如何在物理空间的限制下，拓展着情感的边界；讲述我们如何理解“必要”与“非必要”的重量,在个人与集体之间寻找平衡。
“疫情不让离京”终将成为历史的一页，但这份在特殊时期淬炼出的韧性、理解与创造力，会继续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发光，当所有的码都成为过去，当自由出行重新变得理所当然，希望我们记得——那些不能回家的日子里，我们如何学会了在局限中相爱，在不确定中相信,在隔离中连接。
原地过年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原地,而在于我们如何在那里过出了年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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