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红码事件，一场数字时代的权力与权利博弈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中,健康码作为疫情防控的重要工具，本应是守护公共健康的“防火墙”，2022年发生在郑州的“红码事件”，却让这一技术工具陷入了舆论漩涡，暴露出权力滥用与公民权利保障之间的深刻矛盾，这起事件不仅引发了社会对数字治理边界的反思，更成为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警示性案例。

事件起源于2022年6月,当时部分郑州村镇银行储户因取款困难前往郑州维权，却意外发现自己的健康码被无故赋为“红码”，导致出行受限、生活受阻，这些储户并非疫情高风险人群，也未到过中高风险地区，红码的突然出现显然与疫情防控无关，随着类似案例增多，事件迅速发酵，公众质疑这是否是地方政府利用健康码系统“精准维稳”的手段。

调查显示,红码的滥用并非技术故障，而是人为操作的结果，郑州市纪委监委后续通报证实，部分官员在决策中违反了健康码使用规定，对多名责任人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据官方数据，事件中至少有1317名储户的健康码被异常赋红码，这一数字背后是上千个家庭的生活被强行打断，健康码作为公共卫生工具，其初衷是科学防疫，却被异化为社会控制手段，这种权力的越界令人震惊。

从法律角度看,郑州红码事件涉及多重侵权问题，它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而红码的滥用实质上限制了公民的自由移动，它违背了依法行政原则，健康码的使用必须基于法律法规授权，而事件中官员的随意操作显然缺乏法律依据，更严重的是，这种行为破坏了政府公信力，让公众对数字治理的公平性产生信任危机。

红码事件的深层原因值得探究,它反映了部分官员的法治意识淡薄，在“维稳”思维下不惜突破法律底线，也暴露出数字治理体系的漏洞：健康码系统缺乏制衡机制，权力运行不够透明，公民救济渠道不畅，当技术权力缺乏有效约束，便可能从服务工具蜕变为控制工具。

这起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它提醒我们，在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技术向善”原则，要完善法律法规，明确健康码的使用边界和问责机制，2023年新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已强调个人信息保护，但还需更细致的操作规范，要加强监督制衡，建立独立的健康码投诉平台，防止“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现象，要提升公民数字权利意识，鼓励社会监督，形成多元共治的格局。

郑州红码事件虽已过去,但其启示长远，在数字化浪潮中，我们既要善用技术提升治理效率，更要筑牢权利保护的堤坝，只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技术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才能避免“数字利维坦”的出现，真正实现数字时代的人本关怀，未来的社会治理，必将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中，找到更光明的前进方向。